市民社会和谐问题/杨青贵(2)
在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符合正义和次序的正义和自由。各个等级之间必须各司其职，禁止相互之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得到维护相对和谐稳定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认其为一定意义上之和谐。这办法至少也尽量减少了各等级之间及等级内部造成冲突的可能性吧！也体现“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之基本要求。自由是人理应出生取得的，是人类生来本应享受和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和基本的普遍性，其源于市民的自由理性冲动和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自由，即：自由平等权、对社会的追求自由、对市民社会效益的追求等多方面。“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况。”（朱利叶.凯撒）要求自由的愿望又是人类根生缔固的一种欲望就连渴望随心所欲的小孩都懂。因此，为了达到自由之神圣目的，市民定然积极追求，“矢志不虞”，更无所畏惧，不惜取任何手段，其结果，定然会造成道德的沦陷，甚至社会稳定环境的破坏，社会正义次序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正义满足问题了。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即此，市民社会必须坚持将“和谐”作为保障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严格限制市民所谓的自由活动，把握好社会的维度，决不能将自由视为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随社会向市民型社会转变，成员对自由价值内容和实质性追求越来越进步，这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不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吗？只有在市民中树立”和谐观”，建立“社会和谐保障体系”，才能尽量减少成员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使各位成员拥有追求自由之普遍可能性，最终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绝大多数市民之自由神圣价值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以成员和市民社会自我约束调节为主，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辅用政治社会之公权力，更需要两者发挥综合作用，以构建外部保障体系，最终构成社会之“和谐状态”。
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形态，主要是由作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市民，即“人格人”，按照一定的宗旨，构建形成的稳定社会状态。法律可以是增强个人与个人和群体与群体平等方面发挥效用。从市民社会调整的法律法律角度看，民法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其主要是靠基本原则予以发挥的，而历史上无论哪部有贡献力的民法典都是把“平等”写入了基本原则内的，且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贯彻执行。平等乃是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具体体现在民法规定的平等上，涉及机会平等、法律待遇平等和市民基本需要平等。其主要要求成员间进入民事领域的机会参与平等，而不仅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平等。只有在普遍意义上达到了两者综合平等，才能够平衡参与者间权利，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待遇，不能将性别、宗教、民族背景、文化底蕴和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作为限制市民平等的“依据”，当然也不能将行为能力的划分问题考虑在内。给予相应平衡的对待，才能为市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提供互动平台。从整体来讲，这就减少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进一步达到了社会的和谐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规则（主要指形成和谐状态的方式），就没有平等。因此，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是平等原则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为此，我们在驾御市民社会时应把准和谐准则，尽可能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兜底原则，以作为问题最后的评价和解决标准。正所谓有了“目的”才可能有“标准问题”嘛！一定程度上发挥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凡是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以法律确定的方式来对待[justice new york,1967],但须严格禁止立法者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对于市民社会来讲，应在立法中承认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我们允许其提供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最终，应以市民基本需求的平等来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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