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张旭(7)
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的法律制度的鼎盛时期，其间“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思想已经深入统治者制定的各个法律之中，而且儒家思想也更深入社会。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机构得以完善：以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关、御史台主监察，都官省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地方的司法机构也进一步得到完善。隋朝规定了严格的拷讯程序：司法机关受理诉讼案件后，可以对当事人实施拷讯。为防止审讯官滥用拷讯，并防止在重刑之下冤案的发生，开皇中期定刑：“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死刑复奏也得到更加明确的规定：死刑案件经审理、判决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并由皇帝批准，方可执行。（30）
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典《唐律疏议》中的《断狱律》包括了对于监狱管理、拷讯囚犯、审判原则、法官责任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规定。（31）唐朝在拷讯的方式、次数、适用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死刑复核制规定得更加严格，出现了特别的“覆奏”程序——“五覆奏”、“三覆奏”——报经皇帝奏告。而且，唐朝对于审判官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官应正确理解法律条文，切实掌握案情事实，以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如果因审判官的错误，导致对人犯定罪、量刑的不准确，无论是因故意、还是因过失，均由审判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唐朝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唐律中称之为“换推”制。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均属换推范围。（32）
隋唐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经济发达，各种民事刑事纠纷也随之增加，审判活动中物证技术的反复运用，司法工作人员也在不断探求更新、更准确的物证技术。同时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人们的认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对案件越来越讲究公正，要求证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我国古代物证技术在这个时期内得以完善，为宋朝出现的鼎盛阶段打下基础。
在《唐律》及其《疏议》中，吸收了秦汉以来物证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物证技术。其突出表现，为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的界定：即“见血为伤”；以及各种伤害的分类：手足伤、他物伤与刃伤，并根据伤害程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如对损伤他人的眼睛的行为，凡“眇一目”的，处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则要处以“徒三年”。眇是“亏损其明而狱见物”；瞎则是“目丧明全不见物”。两者损伤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伤势，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入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朝代的法律所继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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