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节犯/王国平(4)
（2）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很难说是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刑法规定的众多情节，有的属于客观方面的，有的属于主观方面的，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的，有的属于主体的，情节就不能单独作为第五个方面的要件而存在。⑦ 如上文所述，情节犯之情节不能作为犯罪第五要件出现，而是主客观要件的综合，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见得不是第五要件就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情节作为构成要件不能独立性存在，还可以综合性的存在的，从而也可以对犯罪构成四要件加以补充。正是因为情节众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难以对某方面加以具体规定，才需要用“情节严重”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语加以规定。刑法中的众多情节，内容虽丰富，涵括主客观方面，无法称之为一具体的要件，但该概括性的情节却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即涵括了犯罪的四要件，又丰富了其不足之处。它可以作为犯罪的一个概括性构成要件，或者说是综合性的构成要件。因此，基于此观点二有其不合理之处。
（3）观点三：认为我国（1979）刑法“为避免繁琐，片面追求简明，其结果却是简而不明。例如，我国刑法中随处可见的‘情节严重’一词，其内涵与外延都极其含糊”，“至于其含义是什么，完全在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理解，而一般公民则无从了解。”该观点同时认为，1997年刑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摈弃了‘宁粗勿细’的原则，而且追求明确性，使刑法具有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⑧ 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反对的观点，其理由是：
第一：“情节严重”的规定，虽然具有模糊性，但模糊性不等于含混性，不等于说具有不可知性，而且合理使用模糊的法律概念是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
第二：“情节严重”的规定具有抽象性，但相对抽象的立法规定不等于粗疏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规定的越具体，漏洞就越多，而且损害法律的简短价值。
第三：任何法律都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的理解，刑法也不例外，不能认为，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理解的规定，就是不好的规定。
第四：我国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非将一切危害行为都当作犯罪处理，这决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念具有必要性。⑨
笔者在此认为，作为一部法律必然会有许多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语，它不可能达到十分形象具体的程度，否则就不是法律了。“情节严重”一词，虽然内涵与外延很模糊，但并不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相反，正是因为刑法中出现了像“情节严重”这一类的规定，才更需要司法人员加强对刑法的理解，而不是仅仅简单的适用法律。此外，从法理意义上讲，由于法律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就需要法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样有利于减少立法的成本，而不是反复的修补、修漏。“情节严重”的规定适用于不同的时期，它会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认定“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同。从这一点意义上讲，“情节严重”这一规定还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同时“情节严重”是立足于一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一般的公民是能够对其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的。因此，本人在此不同意第四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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