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动态分析和理性思考/顾苗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动态分析和理性思考/顾苗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动态分析和理性思考
顾苗赵景川
（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 230039）

摘要：《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阐述了举证责任的历史嬗变过程，认为世界各国对它已经基本形成一致认识；接着对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指出各个阶段举证责任制度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特别重点研究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建立的举证责任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证据规则

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中，因其诉讼程序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举证责任的承担情况不同，举证责任的概念也有所变化。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自己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未中断，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本文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审判实践，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进行了研究，希望依此能够对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举证责任的嬗变
诉讼史上最早提出的举证责任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它与民事诉讼相伴而生，当时的表达为“onus probandi”。其最初的含义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在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中规定：“凡主张曾缔结现金借贷或要式买卖契约的，负举证责任。”首次出现了“举证责任”的概念。在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也曾规定：“债权人为索取债务人所欠金额，向其申诉时，可使债权人提供债务证明，令债务人清还。”概而言之，当时的举证责任分配有以下两个原则，其一为“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其二为“举证责任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因此，在当时举证责任乃是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张某一权利的人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能认定，或者不能成立。[1]
1883年，德国学者尤里乌斯·格拉查在其论文集《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将举证责任区分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Materielle Beweislast)和“诉讼上的举证责任”(Prozessuale Beweislast)，当时这种划分方法在德国理论界占有主导地位，并对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学者通常认为，举证责任由两部分责任构成：其一，是指在诉讼进行的各个阶段，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危险而承担的向法院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又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其二，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又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举证责任可被定义为：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者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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