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监视居住的法律缺陷其立法完善/陈思旺(4)
二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五、七项，只规定对检察院不捕、不诉需要复议、复核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视居住，却没有规定若检察院作出了最终决定后公安机关是否继续还是解除监视居住，致使有的办案单位对检察院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不捕或罪行轻微不诉的，也自认为有继续侦查的必要而不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消极地等到期限届满才解除。
三是具体执行问题：1、没有就监控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对被监视居住对象进行监控的程度如何，负有执行职责的公安机关在监视居住期间，到底可以做那些具体工作，是否可以以使用一些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如何使用，使用对其同住人自由权造成侵害又怎么解决等。又如监视居住对象不得会见同住人及其骋请的律师以外的人，执行机关又该如何监控？现行的法律、法规均未祥细的规定。目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机动车（船）驾驶证件”。我们姑且不论该规定是否有扩大解释之嫌，但在中国身份证件使用率低的情况下，扣押了身份证也难起真正的监控作用。2、执行机关的责任不明确。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办案单位把法律文书送给执行派出所就基本完事，导致监而不审，监而不侦问题普遍存在，最多每个月只例行公事的做一份讯问笔录，对被监视居住对象的行为及表现不撑握，而派出所对被监视居住人的案情不了解，往往只限于知道本辖区有其人，由于事务繁忙而疏于监控。这样既不利于对案件的侦查，而且一旦出现脱逃或其他违规行为，就不知追究何人的责任。
六、没有对特别对象作出特别规定
当前，我国实践中出现以“双规双指”替代侦查行为的怪现象。可以说这是变相的监视居住， 其实质是非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机关的权力，有时甚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也参与其中，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五种措施是满足不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对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进行职务犯罪的在刑事强制措施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法制社会中出现这种党政行为代替司法行为的现象亟待解决。
监视居住立法完善的建议
正因为监视居住立法的滞后，导致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适用性极差，对被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打击处理率低。为了正确适用这项强制措施，更好地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对症下药，完善立法。
一、从立法上统一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为了避免监视居住对象随意扩大，保障法律的严肃性，我们应该修订《刑事诉讼法》，祥细列明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排除立法前后矛盾的罗辑错误，并建议明确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 不能把监视居住视为取保候审的一种特殊形式，以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同样的情况有的适用了取保候审，有的则适用了监视居住。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监视居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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