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误区的根源/邵军(2)
综上所述，在这起特大交通事故中，客车方张某不应当承担事故责任。
按照有关规定，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交警大队要立即上报当地政府、交警支队，总队还要派员指导现场勘查和处理，在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参与指导的情况下，客车方仍然承担了次要责任。为什么呢？
公安部编著的《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中，已经将此事故广为宣传，那么，想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同意这个认定的结论了。这样的事故即使经过支队、总队复议就能够改变结果吗？假设，当事人就此事故认定结论进行上访，通过这次公安部发动的大接访能够解决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般来说，作为法律应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应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由此，笔者认为，这起事故中，客车方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思路是错误的，这是当前交通事故认定中一个理念的误区。
造成这个误区的原因是什么？
1、事故认定缺乏监督机制
在监理移交公安，成立交警队后，国务院于1992年1月1日实施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公安部于1992年8月10日实施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才有了全国统一的规章。《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1992年12月1日）中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个规定直接将公安交警的责任认定行为从司法监督中剥离了出去，使责任认定的权力失去了来自系统外部的监督。
2、损害赔偿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第三十条）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第三十四条）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条将交通警察的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在事故处理中，从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到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公安交警完成了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的全过程。以至于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调解，轻取证，本末倒置的事故处理风气。
3、警察背负了太多的社会正义
人民警察担当了太多的社会责任，被赋予了太高的职业要求，“让人民满意”，是我们警察的服务宗旨。但一项制度的设计注定不能照顾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何况这个制度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而我们反过来却要求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做到这一点。由于没有相应的交通事故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公安交警又背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沉重职责，所以，在交通事故面前，只能采取在灾害面前当事方共同承担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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