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的较量——兼论德治/宋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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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
> 通过对中西方人治法治之争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之，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
> 首先，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的口号，而到了今天，时代变了，我们不可能拿几百年前的理论来指导现在的实践工作。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在中国历史上，理想的治世是是人治和法治结合得比较好的几个时期。我们就应该从这段历史中找经验。
> 其次，人治和法治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二者可以互相弥补，共同促进。法治具有僵化滞后、尺度不易掌握的缺馅，这些可以通过人治的及时灵活、尺度易定的优势来协调；人治具有因人而易、权威性不强的弱点，这些可以通过法治的相对稳定、权威至高无上的长处来完善。人治是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微观组织中比较有效；法治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宏观组织中更能节省成本。两者一起使用，可以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因彼此缺馅带来的过高成本，矫正人性的不纯。
> 第三，主张结合论，是当今中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共相。在中国，以王建国、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70、80年代的人治法治结合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型结合论：在西方，美国学者诺伊曼、英国法学家P.S.阿蒂亚都认为人治和法治是社会的两种基本治理模式，就连被人们视为法治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德沃金也说，如果哲学家愿意，可以让他们制定法律。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不失为一种好的国家治理方式。下面，我们来分析德治与法治、人治的关系。先看德治与法治。在西方，关于二者的讨论往往就是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将法律与道德统一化。在中国，关于二者的讨论往往伴随着人治法治大讨论而进行，以孔孟为首的正统儒家、中国的墨子重德治而轻法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德治与法治的联系只在于两点：法治是传播德治的有效手段，德治是法治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而它们的区别远远不止这些。首先，德治先于法治而产生。国家和阶级还未产生，就有德治。其次，德治是约定俗成的，而法治需要国家制定认可。这是基于前一点而产生的。其三，德治只强调义务，法治既强调权利又强调义务。日本学者町田富秀曾说，道德只叫“勿杀人”，法则于“勿杀人”之后有之“杀人者处死刑”。其四，德治的实施不凭借国家强制力，法律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新教派法学家克.托马斯（1665-1728）最早提出了这一点。第五，德治比法治的范围要广泛，而法治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德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婚姻法对包二奶、第三者等社会现象无法规制，这些只能交给道德来管辖。第六，德治只能在人际交流和隐私公开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法治则可以避开这些对个人自由不利的因素。第七，德治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这些可以从前面关于儒法之争的叙述中找到证明。由此可见，法治和德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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