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两年的录取通知书所引起的法律思考/曹文娟(4)
然而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
此处的问题还在于，默示的意义。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同情形下的默示所代表的意义及后果是不同的。在本案中校方和韩杨本人都对通知书的收寄状况不知情时，作了不同的默示，并推定其各自的含义。校方在发出通知书后，即默认自己完成了邮寄任务，推定韩杨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在她没有按校方的规定按时注册、办理入学手续，逾期视为退学。这个貌似合于规定的推定，却错在于它疏忽了录取通知书可能延误或丢失的可能的推定前提。而韩杨在研究生复试结束后，就默认为自己“终于解放了”，只居于一隅坐等一纸录取通知书。在没有收到通知书时，就推定自己没有被学校录取。这个合于普通考生心态的推定，却错在于它同样疏忽了录取通知书可能延误或丢失的可能的推定前提。在校方与韩杨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
韩杨的无辜，不仅在于学校的草率，邮局的懈怠，也在于她自己的沉默。在没有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情形下，她本应积极和校方取得联系，进行询问和确认。尤其是她在已经参加过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了解自己的分数、排名、及考试的发挥状况的情形下，对在公正的考试程序下是否能被录取已有相当的估计时，不应该就此轻易地放弃自己和校方的联系。
校方与韩杨的默示、推定都是基于一种懈怠疏忽的态度，一种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放任态度。而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信息的充分沟通和每个人的谨慎态度。谨慎的精神与积极对待权利、义务的态度，不仅是对法律职业人的要求，更是这个契约社会中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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