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定位/李云峰(2)
综上，我国的这一现行执行制度相对于外国是不同的。一是在主体上，定位于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为行政机关。这既有力地监督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又避免了不切实际地加重法院工作量。它与英美国家只能是司法机关显然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原则上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除法定的特殊情况，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其履行。它与大陆法系早期的德奥国家相比也不同。在这些国家，实行行政命令权与强制执行权合一，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实施。二是在程序上，我国以行政机关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而不是“诉讼”。这既能够对行政决定作必要的审查，及时制止行政违法，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简化了程序，及时执结行政决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而克服了外国执行制度的弊端。其具体优越性，本文第四部分另作详述。
二、限制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权限，强化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这是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两权分配与制衡。科学地调整、配置国家权力，保障经济发展，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点；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心；依法行政，制约、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则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持续不断深入开展的关键。“尽管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毕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应该过多地拥有另一方当事人所没有的权力，否则必然造成权力的滥用。”3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大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必须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将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权力，牢牢置于“法治”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这种“法治”的监督，应该是对其执法活动全方位的、自始至终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且要重视其执行的监督。列宁告诫人们：“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4实践证明，司法监督无疑是对执行行政决定最有力的监督。
再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征来说，它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因而我国现行的单行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规定，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当然也是符合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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