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冯彩平(7)
除了上述所说的完善了司法鉴定以外，《唐律疏义·断狱》对于证人的资格也作了明确规定。“其于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⒆。”凡是在容隐范围之内的亲属和奴婢、部曲都被免除了作证的义务。另外律疏又解释，老小、笃疾“以其不堪加刑，故并不许为证。这条法律被以后的朝代所沿用。
在古代诉讼中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一般而言单凭证人证言并不能定罪，必须要嫌疑犯认罪才能定罪。《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五十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和拷讯，皆据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⒇。律疏解释“众证”：“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可见不是这些不得拷讯的对象，就必须要经刑讯使其认罪后才能定罪。宋元明清的法律依然如此。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注重书证，物证的作用，认为证人证言有可能手各种因素影响，是所谓“活干证”，而书证物证是“死干证”。
五代承袭了唐朝的司法鉴定制度，其中和凝及其子和蒙写的《疑狱集》代表了当时物证检验的最高成就。《疑狱集》中有这样一个运用法医学知识进行检验的典型案例：“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或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鞠之（审讯），妻乃伏罪。(21)
这便是闻名的“张举烧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张举应用了呼吸功能的存在与否，来鉴别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活人被烧死时，因有呼吸功能的存在，在火场中便可吸入烟灰炭末；死后焚尸，因人已死，呼吸运动停止，则不会吸进烟灰炭末。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了动物（猪）实验，然后进行尸体检验，获得了可靠的资料，正确地辨别案件的性质，解决了此案。
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
宋朝地方衙门的司法功能较唐朝而言，大大加强了。为了提高审判能力，保证审判的公正，就要求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关检验的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制度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在南宋时颁布的《庆元条法律类》中，专门列了“验尸”一章，对验尸的程序、验尸报告的格式、负责验尸的官员（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县尉）、验尸时的主要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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