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黄洪流(11)
从理论上来说，就消除股东有限责任的外部性来说，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和股东责任制度都能够达到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的目的。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到公司董事头上，让董事对有限责任滥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那么董事就会被迫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抵制公司大股东不当目的之追求，另一方面，会加强对公司经理人员的监督，防止任何有不当损害债权人的行为，从而可以有效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避免遭受法律的制裁。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实到股东头上，因为存在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威慑，公司控制股东必然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加强监督管理，防止任何滥用有限责任行为的发生，避免因损害债权人利益而被债权人追索。因此，就事后救济机制来说，存在着有两种不同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来达到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也可以通过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适用，直接追究股东责任来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选择。但其最终目的来说，都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充分发挥有限责任价值，同时又能够有效防止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
在实践中，在治理有限责任制度滥用上，美国事后救济制度的重心是股东，主要依靠揭穿公司面纱制度来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追究控制股东的责任；日本借鉴美国做法，确立了法人格否认制度；德国也采取类似做法，确立了直索责任制度。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把法律调节的重心落实到了董事的头上，影子董事制度、破产法上的董事欺诈或错误交易责任等都是以董事责任为中心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详情请参见第三部分对英美相关制度的比较）。目前，上述各国这些制度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如何完善这些相关制度，仍然存在各种看法。
1、建立以控制权为基础（control-based）的责任制度。以控制权为基础确定股东责任的方法是密西根大学门德森（Mendelson）提出的。 他认为，对于控制股东而言，其获得信息成本相对较低，对管理层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公司获得利益也更大。因此，不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影响是不同的，控制股东可以更有效地遏止管理者规避风险的行为，也容易滥用控制权，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股东从公司经营活动中获得特别利益，即控制权租金（control rent）。 那些有能力控制公司行为的股东应对公司侵权或违法行为负担全部责任。与按比例分配责任方法相比较，此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控制股东从事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发生，并确保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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