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黄洪流(13)
（1）工具说（instrumentality doctrine）。即如果股东将公司作为其进行不当行为的“工具”，法院就可以排除有限责任适用，揭穿公司面纱，而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路易斯安那州法院在Zaist v. Olson 案件中对“工具原则”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述：第一，过度控制（excessive control）。所谓过度控制，是指当事人对公司财务、政策和经营活动享有完全控制权，公司没有独立的意志（no separate mind, will or existence）；第二，违法或不公平（wrongful or unjust act）；因为控制权的不当行使而产生欺诈、违法或侵害了原告的权益；第三，该控制权与违反对原告的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如何证明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谁来负担举证责任，法官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看法。一些法官认为，只要存在过度控制，就采取欺诈推定，由被告负责举证以证明自己没有欺诈。上述Zaist v. Olson案件中，法官采用的就是欺诈推定。而有的法官则主张应由原告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
（2）替身说（alter ago doctrine）。加利福尼亚州法院采用此说。它与路易斯安那州适用的标准有很大不同，只要符合下列两个条件，法院就可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控制股东责任：第一，公司是控制股东的替身；第二，如果坚持有限责任原则就可能使欺诈合法化，使不公正的事情更加不公正了。 所谓公司是控制股东的替身，是指公司独立人格根本就没有获得尊重，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债权人无法区分到底是股东的行为，还是公司的行为。很显然，该说比工具说条件要宽松，只要股东对公司实施过度控制，不尊重公司独立人格地位，就构成有限责任滥用，产生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效力。
（3）欺骗说（sham doctrine）。弗吉尼亚州法院采用此说。它与加利福尼亚和路易斯安那州适用的标准略有不同。在弗吉尼亚，法院适用揭穿公司面纱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被告对公司存在不适当的支配和控制权；第二，公司成为被用来掩盖违法、欺诈和隐匿犯罪的工具和摆设。 它强调除了存在控制外，还必须证明有故意欺诈行为。按照该判例学说，原告要负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有欺诈行为的存在，法院才准许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适用揭穿公司面纱的法律救济。其适用条件非常严格，范围非常窄。
（4）“代理”说。该学说认为，在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只要能够证明公司事实上就是控制股东化身，公司行为实际上就是控制股东的行为，就仍可取得揭穿公司面纱，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法律救济。该学说在纽约州第二巡回法院Walkovsky v.Carlton(1996)案件中得到完整的阐述。按照法院的判解，可以依据代理理论让一个股东为公司行为和债务负责。如果一个股东利用其控制权来牟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司利益，公司就可以被看作是股东的代理人，就可以按照代理原则让委托人¾¾股东为公司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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