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依法治村之路/惠云

求索依法治村之路/惠云
求索依法治村之路
-----从两起出嫁女状告村委会谈起

惠云

先让我们看一下两个案子，一个是昌邑市某村付小玉等16名出嫁女，因该村不给发放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而将村委告上法庭，另一个就发生在东营市，某村的40余名出嫁女不服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分配表决方案将村委会告上了法庭。
自从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治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农村普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村民法律意识得到了提高，但有相当多的法律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讲好法制教育课、搞好法制讲座，发放教科书、宣传册。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实用的法”。村民们拿到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法律书籍、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依旧我得我素，照旧依据许多带有传统色彩的民间规范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继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理念化的正式条文能代替的。所以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条文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的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像这两个案子中的出嫁女，她们往往被视为“非正式规则”异类，承受很大的压力。
法律与民间规范相比，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切实地体现人们的需求，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基本手段。但法律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这值得我们反思。
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都被封闭在一个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封闭圈里。土地仍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际关系不是十分广泛，而且信息不是十分畅通。“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关系来制约村民的行为，传统道德论理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基本准绳。因而在农村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农村里，尽管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看似信息交流充足，但本村人的圈子仍留着，而这种圈子又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封闭性，再加上他们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寻求传统规范的制约。村民与村民之间仍寻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模糊准则。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气”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以宗法的民间规范取代理性的可预性的法律规范。而这时村里的干部或者年长的老人就成为最具有权威的调停人，他们出面平息纠纷依靠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他们的传统观念，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那些儒家流传千年的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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