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追问——兼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性质/黄贺美(2)
法院对此案件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然对上述案件，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女干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外则可能构成紧急避险，因为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允许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说）。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由于紧急避险是通过牺牲一个合法权益以保护另一个合法权益，所以不允许为了保护较小的权益而损害较大或同等的利益，对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轻于说）。
说法二：女干的行为不但是紧急避险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行为。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女干在这个案件中的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的行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牺牲歹徒之妹换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无奈，周围的环境也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避险方法，除了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实无他法。之所以对此案定性为紧急避险，是女干确实是在无可选择的条件下不得为而为之的！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因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本人赞同陈教授观点，从道德的角度讲，紧急避险确实需要以较大利益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牺牲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的。案中女干做法似乎为同等利益的交换，而且这种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生命权的交换，按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虑社会习俗、百姓心理
纯粹的法律是没有的。我国在秦国时期就有了法与礼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这是符合实际要求的做法，是将法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下讨论的做法。接下来的《法经》、《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审判过程当中考虑了民族风俗及社会道德、百姓的认可心理等因素。也就是清王朝颁布的《君主立宪》，照搬照抄国外的条文，不加考虑移植进入我们国家，并且做为法的执行者也没考虑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宪欺骗百姓，最终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告终！在法的执行中要充分的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一时间要做到法律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假设当时女干是有条件可以逃脱而仍牺牲他人性命的，这才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意是明显的。恰恰，女干当初的处境及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不牺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脱，这时仍约束其不得牺牲他人的性命换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牺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罪犯的亲人的生命，或许在价值上这两者是不能替换的，但在事实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这两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呢？我认为女干这种做法是符合紧急避险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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