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孙竽(5)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规定，“采用非监禁措施应成为向非刑罚化和非刑罪化方向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得干预或延误此目的进行的努力。”[11]其目的也是防止将非监禁措施行刑化，毫无疑问，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观念恰恰“干预或延误”了非监禁措施非刑罚化的努力。
三、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对国家强制力过度依赖。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在对待罪犯的态度上，更倾向于国家强制力的发挥甚至是非法扩张，因而经常忽视社区的影响力，忽视被矫正对象自我修正能力。从社区矫正工作依托社区，助人自助的特点看，这项工作涉及到三方——国家、社区和罪犯，这三方缺一不可。而后两者的态度和行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12]因而，把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就会倾向于单向强制，即国家动用强制力，或者社区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惩罚管理罪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那么自然要讲求双向互动。这里的双向是“社区与罪犯”，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部分，此时只是一种消极力量，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只有在社区矫正不成功时，才可能介入。
社区矫正存在的基础是社区，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3]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如：合理的地域管辖范围、适当数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较强的人际亲合力等。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促进社区被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14]因而，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社区功能看，社区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15]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机关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唱主角，只能是导演的角色。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五条：（1）以人为本、服务居民；（2）资源共享、共驻共建；（3）责权统一、管理有序；（4）扩大民主、居民自治；（5）因地制宜、循序渐进。[16]其中，居民自治是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社区的自治特点来看，社区没有刑罚执行职能。相反，社区却能通过各种社会工作方法，通过自治的力量，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这一点看，社区更多的职责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矫正对象生活发展的环境，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实现自我改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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