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完善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杨洪广(3)
第二，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２００３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实行）》，决定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工作中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指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聘任的人民监督员，通过听证、评议等方式实现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监督的一项制度。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二是拟撤销案件的；三是拟作不起诉处理的；四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五是超期羁押的；六是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七是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八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纪违法情况的。 可见，人民监督员可对刑事公诉权内容中的自侦案件不起诉权进行监督，从而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解决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探索；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进诉讼民主的有益尝试。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民主法治要求；加强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进一步确保检察权依法行使，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彰显程序正义；制约检察权，遏制司法腐败；克服法律僵化，推进司法改革。
第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其辩护意见。
证据开示又称证据展示，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其涵意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 刑事诉讼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各项诉讼制度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拉近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同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这也正是证据开示制度设计者们的内心动因。他们试图通过此项制度促进控辩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以此弱化对抗制审判方式带来的副作用，防止法庭审判变成一场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司法竞技对抗。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伦南亦曾直接指出，如果没有广泛的证据开示，审判简直就成了漫无目的的游戏，辩方只有在审判前了解他在审判中必须面对的控方证据以及控方侦查时发现的其他证据来源，才有可能全面整理有助于发现真相的所有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引进了对抗式的庭审机制；另一方面，对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然而，尽管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类似于证据开示的规定，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其一，由于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严格控制在“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范围内，辩护律师能够在庭前了解到的控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非常有限，律师的先悉权无法保证；其二，对辩方应向控方开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其三，没有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方式以及不进行开示的法律后果均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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