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杨涛

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杨涛
　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
　　　　　　　　　　　　　　　　　杨涛
　　目前，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如何防范诸如佘祥林、胥敬祥等错案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为此，《检察日报》5月16日发表了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的文章——《防止冤错案要严把捕人关》，朱孝清副检察长对于审查逮捕环节上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的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环节对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目前媒体披露出的几起冤假错案的情况来看，固然存在许多原因，但跟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没有认真把握好捕人关也存在相当关系。逮捕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源于以下几点：一是逮捕是最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后，往往剥夺的人身自由的状态一直延续至判决生效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二是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机关甚至地方政府习惯于把逮捕当作审判，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有关机关就认为犯罪嫌疑被判罪了，不再努力去搜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甚至千方百计要使犯罪嫌疑人定罪，以避免国家赔偿和其他不利于办案人员的事情发生；三是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时间上离发案时间比较近，受一些地方政府的干涉比较多，民愤也比较大，检察机关在此时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公正办案受到太多外来因素的干扰。
因此，必须将审查逮捕工作纳入法治化建设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审查逮捕在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应有的功能。逮捕工作法治化建设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是必须用制度来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地方的干涉。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检察机关对地方党委对案件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好汇报、解释工作。不被接受的，要及时向上级检察院报告。明知不符合法律却不报告，仍予执行并造成错案的，要追究责任。这一要求与最近通过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精神是相吻合的。但是，要让检察人员能有效地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加强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实现对地方的独立。因为，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检察机关的人财物仍在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这样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涉检察机关正当行使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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