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杨涛(2)
其次，必须在实体上严格界定逮捕的标准。现行法律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标准过于模糊，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补充，并对于基本构成犯罪确需逮捕的，须同时具备另外四点要件，才能批准逮捕。这对于细化逮捕条件、防止错案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逮捕还必须引入现代法治的“成比例原则”，即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限必须与其涉嫌的犯罪成一定的比例，涉嫌犯罪重的羁押时间长一些，涉嫌犯罪轻的羁押时间必须更短，改变目前无论犯罪轻重，羁押时间没有区分的现状。此外，还须将逮捕与起诉、审判时间分离，目前的做法是逮捕后，在对犯罪嫌疑人起诉、审判时，对其羁押状态保持不变，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特别长，并容易造成超期羁押。因此，必须规定逮捕的刚性时间，如果案件在此期间不能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必须重新进行严格审查。
最后，必须实现逮捕环节的程序正义。对于在程序上如何完善逮捕措施，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了要尽可能每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加强内部制约和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联系和必须坚持捕、诉分离等。这些措施的提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将能进一步确保逮捕的公正。但是，要实现逮捕的程序正义，必须以三角的诉讼构造形式改造逮捕程序，要由中立的第三者来对逮捕进行审查，要公开听取双方的意见。其次，必须建立犯罪嫌疑人在逮捕程序中请求救济的权利，现行的“取保候审”措施是由司法机关单方面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必须建立“保释制度”，犯罪嫌疑在羁押一定时间后或有正当理由可以提出重新审查逮捕措施和取保的申请，有关司法机关必须再次公开听审，听取双方意见，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上诉的权利。
诚然，在我国谈论司法程序的改造，都不能脱离我国的现有的国情，渐进性的改革是稳妥的，也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孝清副检察长的提出的要求将对完善逮捕程序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要全面保障人权和促进司法公正以及从根本上杜绝错案的发生，我们就必须加快步伐向逮捕的进一步法治化方向迈进，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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