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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之蛙”之法学家/杨涛
“井底之蛙”之法学家

杨涛


我所说的某些法学家并非真如那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苦读几十载的书,喝过的墨水比我辈吃过的盐还很多;他们留过洋,懂得英文、法文、日文,言必称英美法系、罗马法和德国民法典,走过的路比我辈走过的桥还多;他们有“博士”、“教授”等等令人目眩的头衔,唬得我辈有些不知所以然。不过,他们本质上和那个井底的青蛙没有两样。
有事例为证,我有幸参加旁听一个刑法学专家组成的案例研讨会,说实话,对于那个案件的实体分析,是诈骗罪还是毁坏公私财物罪,一位一直很活跃并被人称为“后起之秀”的刑法学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并引经据典引证了日本和美国的规定,令人信服。不过,谈到这个案例检察机关是以诈骗罪起诉,但法院却变更了罪名,以毁坏公私财物罪进行判决时,那样刑法学家又发话了:“法院应当有权变更罪名,只要是检察院的指控错误,法院要实现公正,就应当纠正错误,当然也就有权改变罪名。”
如果一个普通人这么说,或者是一个司法工作者这么说,我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并且最高法院也的确规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但是,一个刑法学家如此说,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学术水平了。因为对最高法院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在审判中应当并重,法院仅仅为实体正义随意更改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事诉讼原理,也变相地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当然也有人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法院享有变更罪名的权力,但绝对不能是“随意”和“不分情形”地更改。司法工作者要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案,但学者却应当是具有批判精神,要研究规定背后的合理性。一个刑法学者对于刑事诉讼的了解近乎于普通人的一般理性,他的刑事诉讼学知识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读大学本科时的知识水平上,无异是一只坐在刑法的“专业槽”里的“井底之蛙”。
古人说:“业术有专攻”,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认为刑法学者对刑事诉讼理论要有研究是过分的要求?非也!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在法学研究中部门法的学问经常是相通的,在研究一门部门法时往往要其他部门法的学问做支撑的,近年来,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刑事法一体化”的研究,也正说明这一道理。所以,刑法学者在挖好自己的“专业槽”时,还是应当出来吃吃刑事诉讼的草,这对于改善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何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如此,法学中的各门学科,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家都要有涉猎,要对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知晓,并且还要经常关注各门部门法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此才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犯常识性的错误,贻笑大方。我的一位宪法学出身的同事对一件事情经常耿耿于怀,他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听到某位著名民法学家说,宪法就是宪政。宪法与宪政怎么是同义词呢?看来,又一位“井底之蛙”之法学家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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