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理念与行政法的契合/赵勇(2)
进入20世纪后，公私法之分的传统日趋动摇，从19世纪二者是明确划分，变为相互渗透。19世纪的政府的角色可以被称为私有财产的“守夜人”，而进入20世纪，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服务行政的兴起，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要对一个公民从婴儿照管到死，保护他们生存的环境，在不同的时期教育他们，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住房、医疗机构、养老金，要管理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公共事务。［3］这就必然会出现法律的社会化，使公私法之间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公私法之间的渗透成为趋势。
19世纪经济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人，国家即使参加经济活动，也是作为平等的相对方。但进入20世纪后，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除了个人与国家机关之外，出现了无数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势力的，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团体、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使得以前的法律调整方式不再完全适用，新的调整方式必须被创设。经济活动主体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公私法划分的基础。
20世纪以来，国家对公民的保护从市民社会层面及私法领域逐渐扩展到了政治国家层面和公法领域，违宪审查制度和服务行政等一些全新政治制度和理念的确立也促成了公法与私法之分的动摇。
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相互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私法的公法化。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私法日益受到公法控制，私法的传统概念、制度和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按照传统是典型的私法关系，已由新的法律关系所调整。私法的价值取向已由原来的个人本位转变成了社会本位。调整方式也由原来的纯私法调整转变成为混合型调整。
其次，公法的私法化。在行政法中，随着行政国家的兴起，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依靠原来的方式进行行政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部门的出现，服务行政的兴起都是适应这一要求的产物，都是私法理念与私法方式进入公法领域的产物。
最后，公私法之间相互渗透的另一种形式，是产生一种既非公法又非私法，即介于公私法之间的混合法，这个混合法就是所谓的“社会法”。［4］
从法理上说，法律是为个人服务的，政府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存在的，法律不是为了政府而生，而政府却是循法律而建。公法与私法虽然有诸多不同，但是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终极任务，即保证个人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也是所有法律所共同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公法运用国家权力从宏观上为个人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私法利用人的良心在微观上构建理性的制度。公法着眼于人的恶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5］是其确立的基础；而私法更看重于人的良知。它们都是私人幸福的保障，都是人作为人的要求。公法与私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分别调整着一部分社会关系，实现着法律的终极目的。“今天我们所经营的共同生活中，活动着的关系有以权力团体的国家为基点的所谓上下的纵向关系，还有不考虑国家而是人类本来面貌的个人之间的所谓水平的衡向关系。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有具有国家的、政治的、公的意义的生活关系和具有私的意义的生活关系。这样，关于前者的法就是公法，关于后者的法就是私法。”［6］因此，公法与私法之别只应存在于理论之中，而不应在现实中截然对立。无论是公法的私法化还是私法的公法化都是人们在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都是在为私人的幸福创造更多的发展条件，都是在为私人自由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趋势为我们将私法理念引入行政法领域提供了条件，为运用私法手段完成公共事务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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