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蔡书芳(4)
综上，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有其运作的空间。我们应吸收其合理内核，加以规范，为我所用。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但正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就此而论，现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诉讼制度范例，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可以在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价值。同时，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机制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确立的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以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二元并存的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表现，胜诉风险大小及诉讼效率等因素综合评定，最终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而且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形式，给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规定：“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这恰恰就为控辩双方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而检察机关的证据又不是很充分，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还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这对于检察机关、被告双方而言，都部分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对于在中国面临“错案追究”以及讲究“业绩”的法官来说，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民族习惯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的影响，把“交易”运用到司法环境中，一定程度上难以被广大公民所接受，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只是“这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而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种暗箱操作的存在，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了司法不公，破坏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效益。但另一方面又恰好说明“辩诉交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如检察机关在调查受贿案件中，为了得到行贿人的配合及获取有力的证据，往往暗示或明确承诺对行贿人不予或轻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着的。倘若实行“辩诉交易”，这种行为可在阳光下进行，同时也可消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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