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骆洪彬(7)
3、法院共性和法院差异。
我国的法院文化是建立在共同经济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法院文化必然有其共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法院由于人员、自身条件以及客观环境的不同，也必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一般地说，共性是存在的基础，而个性则是发展的本原。现实中的法院，人员素质、精神面貌乃至整体形象存在的差异，正是个性特征使然。因此，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对待其他法院的先进文化，应当采取借鉴、吸收、消化、创新和发展的辩证态度。实践中一些法院不考虑自身的条件、环境，也不管是否适合自身法院的个性，采取照搬照抄别的法院的做法，其硬性嫁接的结果必然导致“怪胎”，法院文化的功能显然不能得以体现。
三、路径选择：法院文化的理性培育
培育法院文化，需要对法院的现实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确立适当的路径，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培育之策。
（一）法院的现实状况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法院的整体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现代司法理念初步树立，群体素质和整体形象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总体上说，法院的现实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素质大众化。
目前大多数法院尤其基层法院的法官主体，是《法官法》实施前的人员，来源复杂，高校分配的毕业生，所占比例十分弱小，如笔者所在的法院，直至今日，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毕业生仅有1人，占2%。大多数法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的法律教育，知识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法律综合素质偏低。虽然通过自学、电大、函大、业大以及党校等途径提高了学历层次，但这种学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民教育，即知识传授型教育，与全日制高校法律专业毕业生相比，缺乏系统的法律理论的学习和综合法律素质的培养，换句话说，既是国民教育，一般的公民也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获得教育，因而是大众化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国民教育提升的学历数量，很大程度上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以此作为法官素质提高的佐证尚显勉强。另一方面，学习培训虽然逐年增多，但仅靠短期的灌输仍无异于“蜻蜓点水”，更何况这类学习培训不仅次数少，而且受制于法院财力。
2、管理体制行政化
由于我国传统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因而在构建司法体制时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行政化管理模式。法院对审判的行政化管理使得法官“独立”、“中立”形同虚设；作为法院最高裁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使得合议庭“审而不判”，不仅违背了司法活动的亲历性的要求，与程序公正相背离，而且诱使部分法官一遇难题就推向审委会，甚至成为一些法官推脱责任的借口；上、下级法院之间名为指导、监督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发的文件、进行的种种形式的考评，早已不是指导性意见，而完全是一种行政命令式指令，下级法院也早已习惯按照上级法院的指令去完成，鲜有人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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