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诉讼目的/李涛(4)
（一）、一元说
1、 私权保护说。于19世纪初期产生，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个人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为发展资本主义，新近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需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需要掌握国家大权干预国家经济生活，并认为国家的主要作用就是保障私人的权利，私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此背景之下，德国的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提出了民事诉讼目的论学说，并认为既然国家建立民事诉讼制度就是禁止自力救济，那么当民事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通过诉讼手段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民事权利就是私人的权利，因此，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保护私人的权利，诉讼只是一种手段，民事诉讼的目的应该是对私权的保护。这一诉讼目的反映在诉讼模式上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且是那种“彻底的当事人诉讼模式”，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对程序的运作起到主导作用，法官只起配角作用。
2、 维护法秩序说。这是19世界末20世界初由德国学者标罗提出的目的论学说是在批判私权保护说的基础上产生的。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受到了质疑，并开始受到限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度。标氏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不是为了满足单个的个人的私权利，其目的是满足整个社会这个整体的需要。尽管民事诉讼制度确实起到了保护私权利的作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国家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只是一种客观上的作用。站在立法者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整个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旨在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此说反映在民事诉讼模式上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院的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对证据进行收集，影响整个程序的进行。
3、 纠纷解决说。日本和德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同为二战中的法西斯国家，而日本在法律上更多的受到德国法的影响，二战之前权利保护说和维护法秩序说在日本的法学界盛行，后者还曾一度成为日本的通说。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西方法律思想开始进入日本。日本法学者在新宪法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对私法秩序维护说进行了继承性的批判，并由此产生了纠纷解决说，1947年兼子一的〈〈应该回到民事诉讼法的出发点〉〉为其产生标志[5]。该说认为，不论是民事诉讼还是仲裁抑或是调解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历史的来看，诉讼先于实体，民事诉讼法的地位和目的并不是从先有的实体权利出发去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而是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这一学说得到了三月章等人的支持，并被认为是日本当前的通说。但是在通说之后还有不同的声音，“搁置说”就是这其中之一。“搁置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论的研究过于抽象化，又没有明确的优劣基准，虽然对他的探究对于促进人们考察民事诉讼法学说的前后一致性，构成认识事物的不同看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与其诸学者争论不休，倒不如暂时将其搁下，转而探讨更现实的问题，待时机成熟时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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