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诉讼目的/李涛(5)
4、 程序保障说。该学说是建立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程序正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英美法中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观念出发，认为民事诉讼法的正当性来自判决或和解的正当性。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确保当事人双方在诉讼程序中法律地位平等，平等的享有应有的诉讼权利，平等地进行攻击和防御。法院不应只注重结果，而应该更注重诉讼过程的程序运作本身，“结果已是次要的问题，过程变得更为重要”。[6]只有这样，“正当程序”才能有可能产生有正当性的符合正义要求的裁判。民事诉讼的目的应该是保障程序。
5、 权利保障说。此学说是日本法学者竹下守夫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竹氏本来是坚持“权利保护说”的，但是后来其从宪法上赋予法院司法权的作用出发，对权利及其救济进行了区分，转而认为诉讼制度基于宪法而保障的权利实为实体法上的实质权，这种实质权和当其受到侵害或处于危险境地后所实施的救济手段之一的“请求权”不是一个概念，请求权是实质权的救济权。竹氏认为只有对实质权的保障才是民事诉讼的目的。
（二）、多元说
多元说坚持认为，由于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以及民事诉讼主体的多元化等决定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多元性。在现代社会任何试图将民事诉讼目的单一化的企图都将是不可取的，对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主体的不同需要进行。
通过对国外上民事诉讼目的论的不同学说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以上每一种民事诉讼目的论理论都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的烙印，是不同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的、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当时诸如社会主导价值观、世界观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不可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进行提供理念性、实践性以及政策性指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保护说”与当时极度奉行的“个人本位主义”理念以及当事人个人主义极度的膨胀的现实相一致，学者们多多少少受到宣扬个人自由思潮的影响，带有很重的个人主义色彩。“诉讼只是手段”完全忽视了程序的价值，过于强调诉讼中对现行制定法的遵循，否定法官在诉讼中依据个案实际所作的利益制衡和价值判断，显然与现代司法实践不符。“维护私法秩序说”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生活干预的阶级需要，未能考虑到当事人参与、利用民事诉讼所抱有的目的。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廖永安认为：“私法秩序维护说”有悖于保障个人基本人权之宪法理念，既忽略了应平衡兼顾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基本权保障之必要性，也与应承认当事人享有程序主体权（含程序处分权、实体处分权等）之旨趣不合。尤其是该学说所主张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法院法官即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发现法律的观点，比如导致对制定法权威的极度轻视，从而损及法律的安全性，并与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相违背。[7]而“纠纷解决说”的产生显然深受利益法学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处理纠纷的客观需要。不承认权利既存性的观点与法治国家原理相悖，单纯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民事诉讼的目的，完全忽视了民事诉讼的意志本质，忽略了国家作为民事诉讼目的的主体地位和其设置民事诉讼的主观追求。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当事人在经过诉讼过程后平静下来往往不是因为纠纷得到了解决，而是其所主张的权利等到了确认，自己享受到了权益，权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程序保障说”看到了诉讼程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却过于一味的强调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着眼点似乎只停留在程序本身上，忽略了蕴藏在程序运行背后的深层次的目的以及整个诉讼制度的设立的目的，没有看到宪法之所以赋予公民诉讼权利是为了使公民具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救济手段，而单就民事诉讼程序运作本身而言亦同时有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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