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见死(危)不救”罪/陈少江(2)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8月10日公布《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条例明确规定，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征求意见稿）》2004年9月出台，条例规定：如果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而延误急、危、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机构除要限期整改外，还要视其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国家的有关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见死不救"的严重恶化,但是光靠罚款能否杜绝医疗机构“见死不救”?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
“见死不救”和“见死不救”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在有些国家早已有此类立法。有的法律学者建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社会危害性及责任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协委员也曾提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并同时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
“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这一社会问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正是国家的法定责任之一，所以国家权力介入“见死不救”实质上是一种“归位”。是否应该追究所有“见死不救”者的法律责任呢？如果只是一般路人，应当或者能够去追究其法律责任吗？见到有人自杀而未施救者有时不止一两人，难道能将他们都以“见死不救罪”判个几年吗？又如何来判定哪些人看到或没看到呢？也就是说，泛泛设立“见死不救罪”没有可操作性。
设立“见死不救罪”法律追究责任的对象应被圈定在特定人群范畴内，即特殊主体。这里所谓的特定人员,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公益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其他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与面临生命威胁者有特定关系的人，如：在场的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等，对于与面临生命威胁者没有特定关系和不负有特定义务的人不宜列入该罪的主体范围。在主体比渎职罪更加宽广，从而加大了对面临危险者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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