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田景仲(5)
以上只是从一个人的外部环境方面对自由加以描述，而实际上，自由不只是排除外部约束和免受专断控制，而且还包括了在服务于被称之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个人自然天赋所掌握的技术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条件，这乃是为形成一个目的，借助有组织的文化手段使该目的转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以及对这种行动的结果享有充分乐趣所必要和充分的条件。”[11] 。
那么人们本身之自由何在呢？自由的另一层面到底是什么？这里就很容易想到出生于俄国，而后迁移到英国，以《两种自由概念》而傲世于自由主义思想领域的伊塞亚•柏林。他在本书中同意“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这一简明的论断。但紧接着说，问题在于“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为了澄清有关自由的疑问，柏林于是提出了两种自由观，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涉及对以下问题的解答，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12] 。
消极自由主要是指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对于人的外部的来自他人的阻力与限制，它使得人们的有些要求与欲望不能实现，且“我是否受到压迫，其判别的准则是：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广”[13] 。这种自由从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来说，是可以比较清晰实现的，可以明确判断出一种制度是否捍卫了个人的消极自由。
在柏林看来，与消极自由有所不同，积极自由的主旨是“自主”。“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笔者很赞成这种观点。“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非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非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非外来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他们……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到了奴役。”[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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