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理学或法哲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一）、（二）/赵作明(18)
人们对于自然界破坏作用的恐惧，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成反比例关系，而对人自身和国家机器的恐惧，却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正比例关系。如果说，人结社的主要目的在于自保、在于对抗暴政、在于充分实现自身利益，而副产品是利益制衡带来的秩序相对稳定。对于这样的陈述，接受起来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如果明白了国家的组建是人民不能充分行使结社权的产物（尽管现在没有人否认国家的缔造者是人民，但是，带领人民征战并在组建政权问题上有着特殊发言权的毕竟还是少数，而且，由于客观或主观的种种原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人民往往无法在有效识别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还有，由于人类迄今掌握的不言自明的道理，谁也不能保证领袖者们的主见或构想就一贯正确。），以及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后的寻租危害等情形，都使得人民甚至当政者颇为困惑和不安。在很多情形下，个人的努力和奔波在权利救济和纠正当政者失误等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害怕打击报复、权不压众和组织认同等心理的交织，进一步将社团组织的功能作用和结社自由权凸显出来。事实也充分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体，离开广大的社团组织和有效的结社权保障，谈民主法治建设就等于空中楼阁，没有根基。相反，现代被称为民主法治的国家或接近这个称号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充分重视公民结社权的。
一些国家或政权为什么不重视或着不够重视公民结社权呢？归纳起来，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对权利和权力的本质认识不清，不得社会平衡法则的要领；二是对结社权存在偏见，怀有恐惧心理，将其与社会混乱联系起来；三是长久以来的惰性造成了立法和管理技术上的缺位，这种缺位反过来又助长了对结社权的漠视。研究表明，在公民权利（或称民权）升华为国家权力并对其监督管理的实际过程中，不像理论上阐述的那样一帆风顺。对于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任何人持异议，但是，当社会个体真正与国家机器打交道的时候，才发现这些机器及在里面的人的面孔竟如此一致地陌生，还发现，在以保护公众利益的名义下，竟有那么多不和谐甚至残酷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当个体对上述行为指控时，才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其他个体一样，是多么地不利，声音和能量是多么地微弱，即使将相关的指控提交其他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调查，由于权力运行中复杂交错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令人满意（可能法院的介入会好得多，但是，如果一国法院受案范围或裁断权受到立法和政治上过多的限制，且在执行上不力，那么，法院的作用同其他的部门没有多少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案尝试不断成功的汇集，人类的天性发现：如果以一个团体的身份出现，个体权利被重视的程度会大大提高，而且官僚们在权力运行中的态度也会谨慎许多，特别是当该团体以一个强硬的面孔或多数人的集合出现时。更高级别地，人类发现，当个人的执着与社团的努力有机结合在一起时，将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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