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法制中的监察制度/秦昌东(3)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关仍然为御史台（台院、殿院、察院），长官是御史中丞，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察院的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御史台虽为中央监察机关，但也具有司法审判职能。御史台设台狱，凡违法失职官员，在送大理寺审判前，往往先送御史台侦讯。对各地重大案件，御史台派出御史“乘传”赴当地“就鞫”。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如发生犯人不服或审判官意见不一而有“翻异”，则交由御史台推究。地方监察，主要靠设于各路的监司兼管，负责巡按州县，“采访在任官能否”，“荐举循吏，按劾奸赃”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职制令》] 。宋代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出入人罪制造冤假错案，在司法审判上特别实行了一套“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范太史集》卷二十二《转对条上四事状》]的监督制约制度。但这种司法上的监督制度在重要的案件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针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因为在实行这些制度的同时，又实行皇帝“御笔断罪”制度以及中书宰相的“指挥”制度。宋代为了维护君主专职的中央集权，其法律的主要特点是“重法治民，宽典待吏”。应当来说，监察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就是监察官吏的不法行为，防止危害国家的政权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宋代宽典待吏的立法和司法思想无疑削弱了监察制度的发展。尤其是皇帝的“御笔断罪”制度，基本上是判决不依法，“变乱旧章”，“出命制法，轻重予夺在上。”[《宋史·刑法志》]这种判决不能申诉，也不能延迟执行。商鞅曾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正因为上层对监察制度的不重视，宋代的监察制度没有多大的完善和发展。
相比之下，元代比较重视司法监察工作。元代的监察机关十分庞大，中央设立御史台 ，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为元朝三大中央机关之一。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它除了掌纠察百官善恶，还有重要的司法职能。官吏受赃专门由御史台负责审理。成宗时，监察机关曾“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史·成宗纪四》卷二十一]。在地方上，则设立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全国共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元代监察机构的职权重大，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依至元五年初设御史台圣旨条画规定：“弹劾中书省、枢密院、制国用使司等内外百官奸邪非违，肃清风俗，刷磨诸司案牍，并监察祭祀及出使之事”[《元典章》卷五台纲一《内台·设立宪台格例》]。正由于监察机关职权重大，所以法律对监察官员特别加以规定：监察官员如有犯赃行为，则加等治罪，虽不枉法亦除名。[《元典章·肃台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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