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理分析/赵杰(4)
三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此项规定的合理性。
（一） 基于国际大背景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过程。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本的公司立法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10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７次修改，修改<<公司法>>成为世界潮流。当然，修改一部法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本国际国内大背景现实的。我国也应当适当国际国内环境，对<<公司法>>进行修改，使其立足于国内现实，适应国际环境。
（二）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之后，与信守法定资本制相伴出现的另一情形是，一些公司的创办人在注册时大肆玩弄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恶意抽逃注册资本，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更加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偏激地说，这些年不少“资本家”因注册资本虚假与抽逃罪（而不是侵占罪）锒铛入狱，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我国资本制度的悲哀。
笔者认为，至少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面对很难真实的注册资本，我们不妨干脆引入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或者，重新启用似乎已经过时了的保证有限责任公司制，使资本制度更加务实、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更加符合创业投资的一般规律。
（三）国家公司法我们在以往的制度上过度重视了资本的信用。在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过多地寄望于严格的资本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还有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实践表明：好象资本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它所发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产倒闭，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公司法所设计的那套严格的资本制度并没有发挥公正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作用，却反过来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资者的行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设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反过来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为和需求，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设立和发展，这时就需要检讨这个制度包括它的理论，包括这个公司法以资本信用所建筑的这套体系是不是有严格的整体调整的需要，我认为公司的信用与资本有关系，但不应该全部的在于资本。也许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是决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们公司法的制度，不仅应该注意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静态的资本，更应该关注公司设立之后，它的资产的演变和变化。应该围绕公司的资产建立一套更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一来，我们原来对资本的严格的要求，包括那个高高的门槛，包括由资本决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的严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宽甚至最终取消的。实际上很多国家也很注意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但并没有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套严格的资本制度。美国香港在理论上，办一个一美元一港币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们的交易安全由谁去保障呢？没有，肯定是有别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反思：也许我们的资本制度的确存在改革的需要。这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制度方面，包括股东出资、股份回购、反投资这样的制度能够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关于资本信用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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