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探讨/倪毅(3)
2、股东大会会议制度存在瑕疵。
股东大会是股东直接对公司进行治理的场所，是其行使股东权的表现。《公司法》对股东大会会议制度尽管作了规定，但在设计上不利于中小股东的保护。《公司法》第101条规定：“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一）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股东会议的形式主要有两种：普通股东会议与非常股东会议。《公司法》的上述法条是对非常股东会议的召集请求权的规定，但是，上述法律规范对享有请求权的股东资格、请求权的方式及请求权被拒绝后的补救程序等等均未进行规定，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中小股东很难运用上述公司法规范召集非常股东会议。
3、董事会与执行层之间关系不顺，董事会与经理之间无法形成有效制约监督机制。
现代企业中，股东除保留剩余索取权和少数几项最终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的决策权外，已将多项决策权授予董事会行使，从法律层面而言，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为委托人，董事为代理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成员本着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诚信、勤勉工作的原则，就公司重大事务作出独立于管理层的客观判断，对公司经营进行战略指导和对经理层保持有效监督。《公司法》第115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由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往往出现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现象，或者出现董事会与执行层高度重合，导致“内部人控制”，董事会与执行层之间应当具备的制约、监督关系很难理顺。
4、对董事会成员的任职条件及监督机制缺乏足够明确规定。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关键性位置。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关系属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很大部分取决于董事的尽职行为。可是，《公司法》对董事的任职条件却无明确性的规定，未规定专职董事须为股东、须持有一定量的公司股份。由于《公司法》未将董事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挂钩，公司实际动作中出现，对公司不持有股权的董事在职务中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力， 导致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大为降低。此外， 由于《公司法》对董事的监督机制规定不明确，对于董事在执行其职务中给公司造成损害时，公司股东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进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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