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民生育权的法律思考/杨兆彦(4)
在现实中出现一些女方怀孕后擅自堕胎而男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生育权的案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好审判，因为男人行使生育权不能侵犯女人的不生育权。男人强行行使生育权还会导致婚内强奸。即使在作出支持请求的判决之后，法院也无法对生育权的实现进行强制执行。夫妻间生育权的行使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一定要诉诸于法律，也只能作为离婚的理由：因生育权引起感情破裂。
六、生育权的不平等性
2001年12月29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刚一通过，大量媒体就纷纷报导“首次对男性生育权作出认可”、“妻子再也不能剥夺丈夫生育权”。其实男性生育权从未被否认，媒体解读生育权有失偏颇，大概起因于《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其真实含义主要在于其他人不得采取任何手段强迫妇女生育。这里有一个前提，即男人的生育权利是不言而喻的，故特别规定妇女享有该权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多妇女无法实现自己的生育权，尤其是没有不生育的权利，所以需要对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在现在的联合国文件和我国法律中只谈到妇女的生育权，与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这是因为，妇女在繁衍后代、养育子女以及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知识读本 第21页 江亦曼 主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我认为，男女双方在要不要生育或者何时生育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时，所谓的“男女平等”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神话。但是应将生育决定权更多地赋予女方，理由如下：（一）男子的生育意愿要通过女性主体才能实现。在男方坚持要孩子而女方不愿意的情况下，若由男方决定，就是对女性身体的强制和心灵的摧残。而将生育决定权赋予女方，最坏的结果是双方离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二）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女性也并非生育机器。（三）女性在怀孕生育方面独立承担痛苦和风险。因此，更多地赋权于女性，既是法律公正公平的体现，也是对妇女的合理关怀。片面强调男性生育权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内强奸”被潜在合法化。
所谓的“男性生育权”充其量只能是给男人以生育上的知情权、协商权，在女人生不生孩子问题上，妇女应享有最后的决定权。我认为在妻子没有怀孕的情况下，应首先保护妻子的生育自由；在妻子已经怀孕的情况下，实际上妻子已行使了一次生育选择权，在此基础上可考虑优先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利并结合妻子的身体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但绝不能强迫生育。“……也就是说，人人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说人权衡取其大，权衡取其轻，是有深意的，因为这不一定说他判断得正确。这条规律是深入人心，应该列为永恒的真理与公理之一 ……”也许17世纪荷兰著名的法律思想家斯宾诺莎的话对此二难问题提出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西方法律思想史》第95页 张宏生 谷春德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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