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律：原生态法学研究的理论金矿/梁剑兵(6)
以上是积极的理论价值，那么，消极的价值在哪里呢？首先，软法律的研究，对上下两个板块的研究领域，无论在价值论、还是本体论，都是既吸收又批判的，吸收固然可喜，批判则有可能打乱其他两个板块的阵脚，导致学科的紊乱和理论争鸣上的“烽烟四起”。其次，法学研究精英学者多年来（差不多有100年了）已经习惯于追随西方学术思想谱系开展研究，突然的转换可能导致大家的不适应，尤其是重读文化的能力遗忘，可能使得研究能力减弱。同时，原有的学术成果要接受新学术板块的打量和观察，也可能对已有成果造成冲击。
四、学科研究方法论的回归、丰富与发展
软法律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是中庸的，它注重查找和描述那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中间的多数”现象，这就决定了这种研究必须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首先，是传统的法哲学工具。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法哲学，是分析和回答社会中法律问题的主导性工具，法哲学强调对现象和经验的发现与归纳，从中抽象出人类共识，建立假设，然后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回答。目前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哲学方法使用不多，甚至边缘化，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说，西方社会因为其后现代的渐显，而导致哈贝马斯所说的“哲学的失效”，那么，中国的法治活动，虽然理论话语基本来自西方，但是社会价值观念却是中西结合的，法律制度也是混合与杂芜的（比如软法律的存在就是一例），不象西方法律制度那样基本清晰和分明，所以，尽管哲学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可能“失效”，但是在中国却是恰好需要，尤其是中国社会哲学的中庸、和谐、包容性特色更是有助于寻找法治建设中的社会共识，因此对软法律研究是有效的。
其次，法哲学方法不但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而且会导致以往研究方法的复兴与回归。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激励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引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等，导致了各种学科研究的繁荣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忙于法制建设，法学学术研究仅仅局限在解释和普及层面，没有赶上那个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只管盖房，不管设计”，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目前法学研究的先天不足。现在，软法律研究领域的发生，恰恰可以使得过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得到回归和复兴，因为软法律背后之理的剥离，是需要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工具的。
第三，新兴研究工具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使用和发展。例如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方法可以用来解答软法律的“低成本高效益”，博弈论方法用来分析软法律与其他规则的策略互动，语境论、权利本位学说、文化研究方法、规范主义思路、数学方法、统计分析方法、个案分析方法、拓扑学等等，都可以构成软法律的研究工具，这将极大地丰富法学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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