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化是生物进化的又一次偶合吗？/邓宝杰(3)
斯宾塞认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增加对政府的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政府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执行契约和对当事人双方提供保护的范围内。斯宾塞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立法和集体管制，并且认为他们是对自然选择法则的不正当干涉，而在文明的高级阶段，自然选择之法应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甚至憎恶国家的任何的社会活动，反对公共教育、公共通讯、公共医院、国家货币、以及由政府管理执行的邮政制度和扶贫法。
斯宾塞的正义概念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并由两种要素构成的。他论辩说，正义的利己要素要求每个人从其本性和能力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正义的利他要素则要求人们意识到，具有相同要求的他人必然会对行使自由设定限制。而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就产生了“平等自由”的法则。斯宾塞将该法则表达如下：“每个人都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所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换言之，正义在他看来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任何他人所享有的相同自由的限制。这一“平等自由”的法则，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时期相适应的正义观念。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斯宾塞称之为“权利”的特定自由加以限制和规定。其中包括人身不受侵害的权利、运用光和空气的权利、财产权和契约交易自由权、信仰和崇拜自由的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等。需要指出的是，斯宾塞所信奉的强势个人主义使得他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保证和行使的社会权利并不具有“权利”的性质。他甚至不愿意承认每个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选举的政治权利为“权利”。在他看来，工业社会最好的宪政乃是一种代表群体利益而非代表个人的制度。一言以蔽之，由于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奉，使得他对多数的统治所具有的政治后果深感担忧。
2.2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
众所周知，生物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科学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更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法律之根本原理。
法律等上层建筑是经济状况的反映的观点，乃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根据这种理论，任何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制度都是由当时存在的生产制度决定的，并且构成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法律被当然的认为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因此，法律的形式、内容和概念工具都是经济发展的反映。
根据这种观点，似乎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法律只是经济的一种功能，而其本身则难以独立的存在。然而，恩格斯却在他晚年的一些书信中对这种观点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和解释。他说，经济因素并非社会发展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因素。上层建筑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法律的规范和制度都会对经济基础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更改经济基础。但是，在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互动过程中，经济需要却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经济关系归根到底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仅依据其自身便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同马克思的法律进化理论具有广泛联系的第二个重要原则乃是将法律视为一种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形成这种法律观的基础和出发点大概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一段经典的评语，它也因此而常常被法学家们所征引。马克思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说，“你们的法学不过是被纳入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之中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则是由你们这个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生活状况决定的。”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上面那段文字只不过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已，而不是什么对法律的性质所做的一般性评价。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似乎也并不包括那样的一种指控，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始终是以一种损害非统治阶级利益的方法来加以行使的。恩格斯也曾经明确的驳斥了这样的说法，他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其法乃是一个阶级的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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