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丈夫误将妻子与第三者所生子女作为生子女抚养的法律保护/蔡春玉(2)
亲权作为身份权的一种，其具有基于人身的特定的心理和情感内容，因此对于侵害亲权的行为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我国现行法律目前尚无亲权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可以作为亲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4、丈夫基于“亲权”付出了相应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此对子女之生父母构成了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对此，依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结合本文所述现象不难得出结论，不再赘述。
至于与妻子同居或发生婚外性行为者对丈夫的亲权是否构成侵害呢？不可一概而论。笔者认为，这应从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入手物，针对个案进行认真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因为该发生婚外性行为者对丈夫并无告知义务，此与作为妻子对丈夫有忠实义务不同。
二、亲权的法律保护
鉴于亲权的绝对性，侵害亲权以积极的作为而违反不作为义务为常态，常见的如使子女脱离父母，阻挠权利行使等。而本文开头所述现象属特殊侵权形态，其侵权行为构成为妻子与他人同居或发生婚外性行为而怀孕——妻子隐瞒怀孕真相欺骗丈夫——丈夫信以为真以为子女系自己所生——进而行使“亲权”（即履行“义务”）——丈夫亲权受到侵害。在该行为中，妻子具有与他人同居或发生婚外性行为而怀孕并隐瞒怀孕真相之故意或过失，有生下子女交由丈夫教养、监管的行为，此行为之实质是拟定了虚假的亲权客体，丈夫因对非自己所生子女行使亲权、履行义务，无论是从计划生育政策讲剥夺了丈夫生育子女的权利，还是从行使亲权致精神和财物的付出讲，丈夫在心理和情感上均受到了极大伤害，而此恰与妻子隐瞒真相虚拟丈夫亲权客体具有因果关系。在此分析过程中，不可偏离婚姻关系而单纯地分析是否符合侵权构成要件，否则将会得出错误结论。正如前文所述与妻子发生婚外性行为者是否构成对丈夫亲权的侵害，则应严格地进行个案分析。认定妻子侵权行为的过错时，应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健康已婚女性对两性及生育知识的理解能力为基点，推定其对怀孕是否为与丈夫所生具有判断能力。退一步讲，至少推知其对怀孕是与丈夫发生性行为所致持怀疑态度（因其经常和两个男人在同一时间段发生性行为），而无论上述何种情况下，妻子不向丈夫言明真相或真相疑问，具有隐瞒真相虚拟亲权客体的故意或过失。
对本文所述问题，除本文所述定性外，还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依婚姻法规定，允许丈夫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理由为：应对婚姻法第46条所列情形做扩大解释，从而予以适用。此观点明显错误，此乃滥施同情心，曲解法律。其二，本文行为应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定性，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理由为：妻子与他人同居或发生婚外性行为而怀孕，不告知丈夫实情，子女出生后仍继续隐瞒真相，致丈夫当作生子女而抚养，严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构成对丈夫一般人格权的侵犯。笔者认为，是否构成侵害人格权以是否致被害人人格评价降低以及人格利益是否受损为根本。本文所述现象，并不会导致对作为丈夫的人格权的评价降低，其人格利益也未受损，反而其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其真正的精神损害来自对一个私生子的抚养和教育，且这个私生子竟是妻子与他人所生，对这样一个其本无亲权的对象行使了亲权。而丈夫此举与一般公众对此类事件的认知理念格格不入，与公序良俗严重不符，此才是其内心痛苦的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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