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罪之审判探析/粟多海(3)
（2）、村委会、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笔者曾留意了这方面的审判案例。2001年10月，洪江市托口镇新田村委会为筹措资金进行农网改造，经集体研究，决定出售村集体林场活立木给木材商贩采伐，结果因监督不力导致滥伐，洪江市人民法院判决该村委会构成滥伐林木罪。理由是：1、采伐林木必须由林木所有者申领采伐许可证，该村委会少办了采伐许可证，致使采伐者超伐林木，对此应负责任；2、因少办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得的木材款，是村委会为本单位谋取的非法利益。○82001年9月，资兴市青腰镇坪田村小坪田组将本组集体林场间伐的杉木出售给木材商贩，因超量采伐导致滥伐林木。资兴市人民法院判决该村民小组犯滥伐林木罪，处罚金5000元。理由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用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的批复》（下称批复）中规定“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亦即（该批复）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其他单位”的范畴。○9笔者认为这两个判决都是错误的，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试看第一个判例，它忽视了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村委会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条件，但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受刑法第三十条的严格限定，不能作扩展性推断解释，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将村委会纳入滥伐林木单位犯罪的主体已显紧迫感了，这只能遗憾于刑事立法对此的疏漏，应及时通过修正刑法的途径加以解决。第二个案例，它偷换了“单位”与“村民小组”的概念。该批复及《刑法》第271条第1款是针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指的是自然人。其采用逆向推理认为村民小组等价于单位，显然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刑法第三十条的单位犯罪的主体中并没有“其他单位”这一项的规定。
（四）主观要件
滥伐林木罪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是在明知的情形下滥伐林木，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这里关键就要界定何为“明知”。只有确定了被告人是在明知的前提下，进行滥伐林木行为，才能称其有主观上的故意。
如何界定被告人是明知的？笔者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取得。采伐人（采伐单位）实施采伐作业，首先必须合法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有关采伐林木的证明文件，不能以其他客观原因而例外。例如，采伐人已向林木采伐管理机关（如基层林业站）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并没有得到有审批权的上级机关的批准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此时，基层林业站工作人员却表态说林木采伐许可证已办好可以采伐了，结果采伐人因轻信表态导致无证采伐的情形，是为间接故意。违法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能否界定采伐人是否故意，关键看采伐人对取得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例如，采伐人明知某片山林为禁伐林木，却采取不正当手段或通过关系申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因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违法取得而无效，结果导致滥伐，是为直接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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