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熊晓峰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熊晓峰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熊晓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世纪新阶段，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落实，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邓小平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法律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邓小平法制思想，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同样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内容。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它的创造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回答了在中国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向前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首先，在如何实现从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转变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其次，在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最后，在树立法律的权威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1、邓小平法制思想实现了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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