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熊晓峰(2)
2、邓小平法制思想正确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要求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人民的工具。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他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12页。），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来源于人民的权威，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一思想被写进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邓小平同志正确地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坚决主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权威的根本保障。
3、邓小平法制思想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所创造的新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也制定了包括1954年宪法在内的一批法律、法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长时期内，法制不健全，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受到践踏。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坚定而明确地提出，要加强法制，要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他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典型“人治”弊端，牢固地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为在中国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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