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违法 第一财经无知/林晓(2)
应当说，以上两篇报道内容与揭露“贿赂”和“不正之风”的本意相去甚远，尤其是《富士施乐天津仲裁案为何“走马灯”式更换仲裁员》一文，作者俨然已将该仲裁案件视为普通诉讼案件大肆宣传了。如果说25秒的录像配以说明尚有揭露“营私舞弊”的风尚，那么至此，作者的初衷已荡然无存。作者、新闻传播者们在揭露他人违法乱纪使其身陷“贿赂门”之时，自身也陷入了违法境地。
“媒体裁判”与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对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有利于司法裁判走向更加公正、公平，这点勿庸置疑。但是，如果新闻报道先于司法机关裁决对案件性质、当事人法律责任承担、司法公正等做出评价或判断，将会通过媒体的“议题（议程）设定”的功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对处于这一社会舆论环境中的司法裁判人员对该事件的判断发生影响，媒体的这一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中被称为“媒体裁判”。
由于言论自由从根本上受到了宪法的保护，因而，言论自由与他人（自然人或法人）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冲突、言论自由与对“媒体裁判”的规制，就成为新闻法制的研究课题――“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裁判”对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媒体利用其媒介优势容易主导舆论方向，进而以其对案件的评价影响主管行政机关、司法裁判者的意志与判断，甚或在强加‘莫须有’罪名之后歪曲事实、弄假成真，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有关“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后续报道已暴露出这一倾向。
本来在北京近万人的律师队伍中出现个把律师违规、违法行为实属正常，任何人向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违规、违法行为以及主管部门因循正常程序进行查处也属正常；但是，到如今逼得律师事务所越俎代庖律协对当事律师做出停止执业的处分、大家口诛笔伐律师界弥漫着商业主义倾向（《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律师界弥漫商业主义倾向》），进而将律师界比喻成‘大染缸’，当事律师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一切就很不正常了。起码这已远离揭露“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初衷，也超出了表现自由的限界。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
在现代法制条件下，超越表现自由限界的报道者、“媒体裁判”者将要面对的风险是对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对于“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可能因报道失实、报道过度招致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报道者们应当说早有准备；因此，我们在赞赏其奋勇牺牲精神之时，不得不对其法律上的幼稚感到遗憾。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表现在过错与过度两个方面。首先是新闻报道“议题设置”的错误。本人虽不是刑法学专家，但是知道“贿赂”在法律上有着严格定义，它不应该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说了算的。什么是贿赂？据记者和第一财经说，有那么一位律师说啦，请客吃饭算是‘贿赂’。只是不知那位律师说是‘贿赂’依据为何？是刑法意义上的贿赂，还是古汉语词典或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的‘贿赂’？如果搞不清楚定义，恐怕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举报与富士施乐的“拒不交待”，说的还不是一回事。但我想，能够在后缀加上“门”的事件，其定性应该为‘后果很严重、罪该万死’，而不应属于‘活该、口诛笔伐’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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