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谢维雁(14)
3.“冲突”是宪政社会内在的构成要素。宪政不仅把冲突视为常态，把自己置身于冲突之上，把冲突作为自己的调控对象，而且还使社会冲突内化为自身的结构性要素。说冲突是宪政的结构性要素，含义有三：（1）宪政正面容纳社会冲突（而不是强制性地控制或企图消除这些冲突），并为这些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宪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冲突的制度化处理机制，而社会冲突的发展与变迁正是宪政发展的动力。（2）与社会冲突的现实相一致，宪政制度本身也按照“冲突”模式来建构。也就是说，宪政不仅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机制，而且它本身也体现为一种“冲突”的结构。宪政中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并将其提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宪政正视冲突，并以冲突对抗、消解冲突。（3）宪政平衡论认为国家或社会处于自我分裂、自我对抗之中，“冲突”是国家或社会自我分裂、自我对抗的体现。“冲突”的内在性，使宪政呈现出自主运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非革命性——发展趋势。
4.在冲突中寻求妥协，形成共识，是宪政解决冲突的基本方式。宪政正视冲突却并非把冲突绝对化，而是要将冲突严格地限制在事先确定的程序和轨道之中加以解决。达尔认为，当冲突发生时，人们面临三种选择，即僵持、强制或和平协调。前两种方法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日益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方式解决政治生活的冲突 。这第三种方式也正是宪政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即在冲突各方中经过咨询、商谈、谈判、辩驳、斗争、妥协，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简言之，宪政对冲突的解决是通过形成“共识”来完成的。这种“共识”有两种：（1）“直接的共识”。“直接的共识”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针对由于认识原因造成的意见分歧，它通过商谈、辩驳、说服、解释等方法，最后使冲突各方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也就直接消除了冲突。第二种情况，是指冲突各方通过对各自的利益及其主张反复权衡，彼此都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于是都做出让步，都接受某一解决方案，并最终使冲突得以解决。这可称为“妥协的共识”。（2）“间接的共识”。由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观念或价值上的巨大反差，一些冲突永远不可能形成一致认识，也不可能达成妥协。在此，宪政仅仅是为解决这些冲突设定了一套制度机制和程序，使冲突能够在这套制度机制中得以解决。这种解决的最终结果，不是形成了“共识”，可能只是满足了某一方的要求，甚至可能双方或多方的要求都没有满足。大家对结果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仅仅是对解决冲突的制度机制（包括解决冲突的机构和所依据的程序等等）在解决该冲突之前先行达成了“共识”。正是由于对制度机制及程序达成了“共识”，冲突各方对严格按照该制度机制及程序所得出的结果，也能予以接受。这种接受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完全不是当事者的本意，也即对结果未形成“共识”。即便如此，当事者对结果的接受，意味着冲突已经最终解决。议会选举、立法表决、公民投票、司法判决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属于“间接共识”。“间接共识”反映出某些冲突具有对抗性，在无法形成直接共识之际，冲突各方都同意依事先确定的程序或制度进行解决；这些程序或制度经由民主设定，一般体现为法律，具有强制性。因此，“间接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共识”。无论是“直接共识”还是“间接共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确定无疑的“真理”，其蕴涵的具体内容对冲突各方来说可能都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各方在目前状况下都可以接受的，或者依据事先确定的规则是必须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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