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谢维雁(16)
（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解释，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种“统一论”：第一种“统一论”是指，一些思想家将国家权力作为公民权利的本源，认为公民权利由国家权力所派生，二者统一于国家权力。我把这称为“权力统一论”。这大体上相当于郭道晖先生概括的“国家赋权论”，即：公民权利是由国家权力赋予的，先有人民的国家，才有人民的权利，国家权力是人民或公民权利的前提 。有学者认为，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史，几乎可称之为“权力史”。因为，古代社会即权力与权利合一的社会，权力越大，权利相应增多；权力越小，权利亦越少；没有权力，则没有权利可言 。在此，权利完全依附于权力，这种状况主要存在于前宪政时代。在当今世界，“权力统一论”在理论上（也仅仅是在理论上）被彻底抛弃了。因为，即使在目前仍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在形式上也不再坚持权利为权力派生、权利从属于权力的说教。第二种“统一论”是指，另一些思想家认为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和本源，国家权力由公民权利所派生，正如我国理论界目前一致认为的：“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在根本上统一于公民权利。” 我把这称为“权利统一论”。“权利统一论”主要源自17、18世纪的自然法理论特别是社会契约论并最终凝结为“人民主权”原则而为后世各国宪法及宪法理论所确认。“统一论”所要解决的是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它是思想家们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应然”的、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国家权力来源于并统一于公民权利，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基本设定。这一设定为宪政的制度设计，宪政实践中权利与权力冲突时终极选择提供了最后的依据。
如前述，立宪主义的“权利统一论”是一种价值设定，是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何者为本源的事先确认。笔者认为，从宪政运行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实然状态上讲，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对抗性关系。其实，“统一论”本身就是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抗性为前提的。正因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对抗，存在着不可消解的冲突，人们才寻求一个解决的原则——或者以国家权力为最后的依据，或者以公民权利为最后的落脚点。因此，“统一论”不过是针对对抗着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观念解决。宪政的核心精神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这意味着，宪政不仅承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抗性，而且更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抗性作为其制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学者逐渐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作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 ，或者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作为宪法与宪政最基本的矛盾 。更有学者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作为法学的基本问题，认为它贯穿于法学（包括法理学）的始终 。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矛盾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它与宪政实践中的根本矛盾形成了对应，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同时，矛盾（即对立统一）的斗争性——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必然意味着对抗；“基本问题”、“基本矛盾”的认定又意味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关系将一直伴随着宪政、宪法（学）的始终。这表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性已经为一些学者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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