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秦德良(13)
还有人认为，我国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属于弹性立法，缺少约束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建议在宪法中将其作为基本国策，同时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隶属关系上“党政不分”，人员组成上“多位一体”，理论上不可行，实践上效率也低，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定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综治委”，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同级人大及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中明确规定其性质、职责、权限等方面；“群防群治”组织不健全，人员素质差，经费不足，报酬不落实，联防组织及乡规民约没有法律地位，实施具体行为过程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建议制定关于“群防群治”方面的法律或者法规，明确其性质，活动方式，内容和范围，与现行治保会、调解委员会、治安管理机关的关系，人力、财力、物力来源等方面。[7]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应当是比较科学的刑事政策，但我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不足，实际上，我们始终把这一政策奠基于“严打”基础之上，政治化、军事化、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运作封闭化。我们往往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对这一政策的误解和错误实施。所以，在实施过程中，行政决策取代了法律，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使法律沦为工具地位。因此，我们目前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法治语境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即将发生质的变化，真正科学化、法治化。
上海市委政法委、综治委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的四点要求，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曙光。
参考文献
[1] 徐伟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初探[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9-10。
[2] 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31。
[3] 杨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34。
[4] 王仲方，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Z]，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9-10。
[5] 肖扬，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22-126。
[6] 杨正鸣 姚建龙， 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J]，政治与法律，2004（5）：65-69。
总共14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