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秦德良(7)
3、“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
关于“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关系的探索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初次提出在“严打”的同时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1979年11月、1981年5月中旬召开的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严打”的同时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这段时间并没有探索“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具体关系，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口号或者文件上。
第二，明确提出“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指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这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最早提法。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宣传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
第三，“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政策的法制化
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的政策进一步牢固确立并深入发展。
1991年２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３月２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两个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从以前的“三个方面”扩展到了“六个方面”，把“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政策法制化了，因而“严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中的地位更加显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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