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损与观念抵牾: 当代中国律师业的两大难题/李轩(2)
“如果我们必须解决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那就让我们首先干掉所有的律师吧!”
中国律师是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幸在他们生逢其时，不幸源于社会的沉疴积弊——幸与不幸同在，利益与风险共生，中国律师不得不品尝命途多舛的尴尬滋味。
（一）制度缺损：自由职业的遗憾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让·雅克·卢梭信笔写下的这番话，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地位的中国律师而言，其枷锁更是无往而不在。
相对于纲常当道、王霸横行的人治传统而言，中国的律师业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光点。所以，当我们为中国律师业的兴起而雀跃，为中国律师的风采而倾倒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横亘在律师面前的种种难题。
最大的难题来自制度领域。
1.1大背景与小气候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可以视为中国在世纪末的最后一次现代化尝试——在此之前的历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已故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又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最近几年，最高决策当局更是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方针。现在人们显然已经普遍意识到法治的意义并力图使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全民普法运动、两手抓的思想、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法治理念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紧锣密鼓的立法活动意味着法律将在这个传统的人治社会发挥日益重要的现实功能。
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律革命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在中国民主与法治声浪日见高涨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律师制度也进入了全面复苏的阶段。
时针倒指1979年。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第一个立法年。是年内，伴随一系列重头法律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认了律师的法律地位：律师有权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依法维护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紧随其后，1980年初，邓小平强调：律师队伍要扩大，不搞这个法制不行。这一最高指示，为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定下了总基调。
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执业渐近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崭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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