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力与公共秩序保留司法运作的法律控制/林智明(7)
（三）运用法律选择方法规避。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的广泛采用，已大大改变传统冲突规则封闭、僵硬的确定，尤其两者作为连结因素已赋予现代冲突规范开放、灵活、充满弹性的特征，比如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法官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时，就可以把是否违背法院国的公共秩序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将适用明显违背法院国公共秩序的有关外国法就在法律选择中筛选过滤并排除。在当事人明示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可以不违反公共秩序作为限制。如英国法院就对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加以必须“善意”、“合法”、“不违反公共政策”的条件限制，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轮船公司（Vita Food Products Inc.,v. Unus Shipping Co.,1939）一案，枢密院赖特法官就以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没有丝毫联系的英国法符合“善意”、“合法”、“不违反公共政策”而予以承认。 以公共秩序来限制意思自治的效力，可敦促当事人在协议选择法律时增加考虑法院地国公共秩序的因素，尽可能选择不违背法院国公共秩序的法律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在当事人缺乏明示选择的情况下，承认默示选择的国家的法官可根据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整体情况和目的以及包含当事人选择法律意图的文件、资料、电传、电子数据等来推断当事人默示所选择的法律，其中公共秩序可安排前置为法官推导所应考虑的因素，据此关于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推断应认为是合乎法院国的公共秩序的。
（四）适用国际公共秩序条款。二战以后，许多国际私法条约包含有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有的允许缔约国根条约的规定适用外国法会与本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时，可援引该条款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尽管排除的是国际私法条约中冲突法规范的适用，此种制度依然与缔约国的内国公共秩序为参照系，因而与传统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立法和国际公约中“国际公共秩序”的发展，如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0条的规定：“依秘鲁冲突法指定的外国法取得的合法效力，如不违背国际公共政策或善良风俗，在秘鲁同样有效。”由于国际分工合作的不断深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日益加剧，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贫穷问题、人权问题等不断增多，二战之后率先在国际法、国际经济法领域发展出国际公共秩序性质的国际强行性规范，其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消除种族歧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难民的合法地位、外交人员的保护等。 诸如此类的国际公共秩序的规定在缔约国国内具有强行法的效力，从而应严格予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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