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宪法适用问题的探析/丛彦国(5)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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