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生产、销售地条钢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续谈一起地条钢案件/赵立明(5)
（一）、二审法院在二审期间主动变更公诉机关起诉罪名的做法，违背了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
对于原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控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二审法院只要判定其“是否成立”就足够了。如果判定指控罪名成立，就作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有罪判决；相反，就应判决无罪。即使在例外情况下，确实需要对罪名作出变更，也不能由法院自行主动作出，而应由原公诉机关通过变更起诉书来进行。只有这样，法院在控、辩双方之间的中立地位才能得到保持。
然而，二审法院对起诉罪名的变更既没有征得原公诉机关的同意，也没有及时告知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更没有将这种变更列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是在控、辩双方皆不知晓的情况下，以单方面和秘密的方式加以进行和完成的。可以说，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行为所作的新的法律评价以及所认定的新的罪名，没有建立在控、辩双方当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没有体现控、辩双方的参与过程。
二审法院未经公诉机关起诉而自行对四上诉人科处新的罪名“非法经营罪”，意味着其自我控诉和自我裁判。显然，二审法院主动变更起诉罪名的背后，存在着法院超越司法裁判权，代行刑事追诉权的事实。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违背了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的诉讼原则，使得法院在裁判活动中的中立性、超然性不复存在。
（二）、二审法院主动径行变更起诉罪名并作出有罪判决的做法，严重剥夺了四上诉人的辩护权和获得司法救济权。
在原公诉机关提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公诉之后，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在阅读起诉书内容、了解控诉方主张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辩护方围绕着该罪名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行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来进行反驳和辩护。然而，二审法院在评议阶段将原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弃置不顾，而自行判决四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新的罪名“非法经营罪”，使得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就原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所作的防御活动全部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案件在二审阶段没有开庭审理，二审法院在自行变更罪名时，没有给予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以任何准备防御的时间，也没有听取辩护方就此罪名的构成要件所作的任何反驳和辩解。这样，二审法院在没有给予辩护方对新罪名的成立以任何防御机会的情况下，就强加给四上诉人一项新的未经起诉、也未经辩护的罪名。这种对起诉罪名的单方面变更，事实上剥夺了上诉人的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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