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亟待改善/尚立福(3)
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从字面上讲是指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序，它所要做的只是排除“合理的怀疑”。尽管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合理怀疑”也是一个非常难界定的概念，它的确切含义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至今几乎仍无人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界定为“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妥适的确定。尽管这种标准不必达到绝对的肯定性，但却必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程度。”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所作的经典解释为“顾名思义，一项合理的怀疑准确地说就是一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亦即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它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见而产生的怀疑。它是这样一种怀疑，也就是如果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这一问题，而给出一种逻辑上的理由。这种逻辑上的理由可以是指与证据有关联的理由，包括你在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现的矛盾，也可以是指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而该证据在这一案件中属于定罪的前提条件。”可见“排除合理怀疑”不是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排除一切怀疑是我国的证明标准），而仅要求排除的怀疑必须是理性的，不是虚幻的、想象的怀疑。
大陆法系国家定罪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在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时，对待定的事实必须无疑义地认为其为真实。这种确信必须是理性的、真诚的确信。根据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并不考虑他们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达到内心确信程度的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个人的纯粹猜测。当证据无法对指控的事实加以理性地、明确地证实时，法官个人的纯粹主观确信甚至直觉，都不足以成为判决的基础。如果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济，由其他法官验证该判决形成过程能否被他们所理解。
两大法系国家分别从正反两面表述证明标准，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一种高度盖然性标准，而非绝对的确实性。两大法系均认为，由于人的证明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效率的要求，证明达到绝对的真实程度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刑事证明标准只能选择“高度盖然性”或“最大程度盖然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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