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理念与技艺——“善”“正义”“法律”“人”之关系初探/杨蕾(2)
二、正义视野下的“善”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从正义来认识“善”。柏拉图在《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正义论从个人的、具体的正义入手，上升到国家正义，然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他首先探讨的了日常生活中具体正义的现象和观念，在《理想国》第1-4卷里，他专门分析了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具体正义及其弊端：正义是欠债还债，正义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是善待友人恶给敌人，正义是善待友人恶对敌人，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柏拉图所要阐明的是不应该将正义限制在狭隘的背景之中，一是个别的正义行为有适用的时空限制，超出一定范围，进入不同情况，或者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不正义；二是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假象，使人们将不正义误认为正义，例如前面提到的“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但论及这点，研究又不得不回到我们对于“善”与“正义”冲突的理解中，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说“有些人为了达到善而不择手段，是非正义的”：强权或许有些是为了追求到“秩序”和“公正”等的“善”，但它却又是不正义的；“利益”、快乐也是一种善，但它却也是不正义的。所以研究必须理解柏拉图的意图：明辩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的缺陷，把握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在柏拉图的心中，他认为“正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服从法律才是正义”、“正义是整体和谐”，他将国家的正义与个人正义结合起来，告诉我们，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由此可以推断，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利、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个人的权利如何有利的得到维护。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而中国古人——主要是古代儒者——措意较多的概念是“正”和“义”。 正”、“义”是中国儒家“成德之教”（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为己之学”（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所孜孜以求的价值，重在于修身，它并不属意于既得伦理或政治结构的改变，这与西方是不同的。故此，我们在论证一个案件的正义时，我们应该关注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正义，同时应避免以内在人格境界为旨归的道德一元论，也避免一味执着于“权利”公正的“正义”价值一元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包括法律）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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