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党国印(10)
亨廷顿的这几项概括，每一项都很不容易实现。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发生改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而这种控制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这种认同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社会变革的程度有关，也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关，其中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过速调整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 " 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 -- 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 "" 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 " （库兹涅茨， 1973 ， 279 ～ 280 页）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必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这几乎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萨缪尔森在对当代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发表评论时指出： " 戈尔巴乔夫也许犯了个错误，他最先开始自由化的是公民权利，或许他应当从经济层次开始（如中国那样）， ...... 。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从经济层次开始自由化改革，渐次导致文化变迁，然后进入政治层次，结局便会很不一样。智利是这样做的。 " （汪丁丁， 1998 ）
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并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党国印， 1996 ； 1997 ； 1998 ）。在遵从政治变革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种政治技巧，但对此进行讨论已不是本文的任务。
4 推论：中国乡村政治改革的趋势
事实上，中国在 1978 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对于后一变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与预测；对政治发展的预测常常容易发生错误，亨廷顿就犯了不少这种错误。但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此我们已经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许会有下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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