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的冲突研究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新的证据”的存废考察/沈栩(2)
第一，《民诉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设定了举证时限制度的一般原则及相应的失权效力，而“新的证据”是基于这种发现真实的负面影响而提出来的，“新的证据”被赋予的含义与效果，实际上就是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而交由法庭进行辩论并产生相应的证据效力。它是介于设置举证时限的本意与通过诉讼发现真实之间二律背反的直接体现，从而是我们对审判实践中正确处理“证据关门”与允许“新的证据”介入诉讼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相当的困惑3。
第二，《民诉证据规定》之所以在第三十四条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主要是针对现行民诉法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是《民诉证据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界定与阐释，是否会由于其过于宽泛而创就另一套“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翻版4？这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民诉证据规定》允许当事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一方面是为了有限度地缓解举证时限制度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举证时限的制度设计更具有正义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和举证时限制度的有关规定与民诉法的矛盾而不得已为之。这种出发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的证据”的界定，一方面严格限定了新的证据的范围，以最大可能地减小新的证据给举证时限制度带来的冲击与限制，另一方面对提出的新的证据的诉讼阶段的限定又比较宽泛，不仅是一审庭审过程、二审以及再审中均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在一定成程度上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功效，这种宽容与限制之间的强烈反差，使《民诉证据规定》有关“新的证据”的规定显得更为困惑5。
这一系列问题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民诉证据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设置是否合理，“新的证据”在我国的证据立法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我国司法现状下“新的证据”存在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新的证据”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至少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如果没有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可以说证据制度的改革是难以推行下去的，尤其对于举证时限制度来说，几乎会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而无法真正落实。
首先，“新的证据”有利于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在《民诉证据规定》制定之前，我国在立法上并未真正确立举证时限制度，在证据提出方式上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不仅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能提出新的证据，甚至在诉讼终结后都有权提出新的证据，从而引发再审程序。这反映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七十九条等有关条文中，其中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这说明当事人在法庭审理阶段可以随时提出证据，包括各种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再审申请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提出的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而申请法院再审的，法院应当再审。可见生效的判决、裁定随时都面临着因当事人在诉讼结束后提出新的证据而被撤销的威胁，既判力受到极大的挑战。而且关于什么是新的证据，民诉法未有涉及，以致审判实践中，诉讼当事人为求胜诉将所能获得的证据材料全都提交法庭，随得随交，毫无限制。由于在诉讼程序中随时都可以提出种种新的证据，致使一些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一审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行为不仅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审判机关大量的重复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降低了审判效率。当事人不断提供证据导致争议焦点难以确定，案件难以得到正常审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给予及时保护。《民诉证据规定》的出台，明确了“新的证据”的内容，通过对一审、二审、再审中能提出的“新的证据”分别加以规定，把其它无关的证据一律排除在外，有效地避免了当事人盲目提供证据，并且基本实现了在庭审前固定争点和证据的目的，实现限时举证的效果，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
总共9页
[1] 2
[3] [4] [5] [6] [7] [8] [9] 上一页 下一页